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,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发展

简介: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,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发展,但具体演进形式则表现出复杂、多样性的特点。

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里,各族人民共同奋斗,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果。

秦汉文化与秦汉制度一样,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,它为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础,也大体确定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走向。

此处所言中华文化的主体,是指在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,汉民族作为最大的民族,居于主体地位;汉民族形成后,中华文化便以汉文化为中心,以自己独特的面目出现在世界文化舞台上。

在汉民族形成的汉代,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特殊地位。

于是,随着汉民族的形成和儒家思想的独尊,便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格局。

夏、商周时期,中原各部族经逐步发展,陆续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,当时它还没有总的正式的名称,一般称之为华夏或诸夏。

西周、春秋时,除周王室作为名誉上的之外,诸夏以诸侯封国的形式,形成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。

在发展过程中,它们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,慢慢走向融合,同时也将周边一些民族吸收到华夏民族队伍中来。

“战国时,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、更广的范围、更快的速度继续发展。

自称‘蛮夷的楚族,纵横于汉水、长江流域,成为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分支。

西方秦国经商鞅变法,进一步吸收、继承和发展了华夏文化,后来居上,一跃而成了华夏民族重要的分支。

于是原来分散的华夏民族相对集中,分别形成了东以齐,西以秦,南以楚,北以赵、燕为代表的四个分支,朝着民族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。

”战国以来,结束长期战乱状况,走向全国统一,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。

而通过的统一,完成民族融合,实现华夏民族的统一,也正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秦汉皇朝各种有利于统一的措施,以及秦汉时期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,都为华夏族向汉族转化了物质的和的条件,而促进其完成。

这是在国家统一、民族统一的条件下,在经济生活、文化生活、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反映的统一性。

由分散到统一,正是由华夏族向汉族转化的重要步骤。

初步使华夏统一的秦朝,虽有“秦人”的族称,但因享国短暂,没有产生很大的历史影响。

在与周边少数民族及中亚、西亚、东亚诸国的各种形式交往中,“汉”在作为国名的同时,逐渐也被他族他国认作族名。

大体说来,从秦完成华夏族的统一,到汉代汉族名称的确定,汉族的形成与中国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同步的。

由于汉族占有中原最富庶广袤的地域,拥有最众多的人口,尤其在生产力发展程度、经济制度以及文化总体水平等方面长期领先于其他少数民族,所以它自形成之时起,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。

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,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发展,但具体演进形式则表现出复杂、多样性的特点。

从民族关系角度来看,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、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,有交好也有战争,但主流是通过交往促进相互关系的发展,也促进各自的发展,从而共同走向繁荣。

从民族的分化组合来看,个别少数民族的群众,以至整个民族融入汉族中来,是常见的情况;汉族群众加入到少数民族行列的事例,也经常发生。

从文化意义上考察这些纷繁的历史现象,有两点认识是根本性的:其一,中国历史上,各民族发展水平很不平衡。

从秦汉到近代,不断有新的民族崛起,有不同的民族告别蒙昧,从野蛮走向文明,经过封建化过程,赶上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脚步其中,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文化起了示范表率作用,起了核心凝聚作用。

其一,中华民族文化是绚丽多彩的,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,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。

它们以自己的特殊文化营养,滋育着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。

经过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选择,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,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,对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

儒家文化引导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开端,是汉武帝时期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政策的实行。

而这一政策的形成,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,是长期探索选择的结果。

战国末期的荀子,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,对儒家进行重大改造。

荀子的学说以“法后王,统礼义,一制度,以浅持博,以今持古,以一持万”为基本宗旨,与中国封建制度有天然的契合关系。

汉初的黄老之学,虽然吸收了儒家的德政说,但自身的因循性,形成了与王道的间隔。

它无力证明大一统国家制度的合理,也无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,与之共创历史的辉煌。

儒家学说与封建制度结合起来,为封建社会的存在,树起了牢固的理论支点;为它的巩固与发展,确立了合适的指导思想。

同时,儒家思想也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,由思想学说扩展为整体的文化形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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