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际经济增速相对平稳或小幅下降的情况下，更需要关注的是通胀的影响，而非担忧“类滞胀”。
当前需求弱、经济下行、PPI通缩、CPI非食品下行，仅有CPI食品因为供给不足通胀，货币政策不会收紧。
历史上通胀显著上升的时期，股市未必表现不好，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状况。
下半年以来大幅上涨的猪肉价格，在10月份再次加速上涨。
截至9月，生猪的存栏数仍在进一步下降，供给（出栏）不足会进一步加剧，猪肉价格还将继续上涨。
食品的权重大，波动也大，因此CPI变化被食品主导。
猪肉是CPI构成里的最大单一商品，并且猪肉价格波动比较大，因此CPI通胀经常是主要由猪肉带动的。
CPI通胀大幅上升一般有两种情况，一是原油和猪肉价格同时上升，二是原油降幅不大，但猪肉升幅大。
未来随着猪肉价格的进一步上涨，CPI通胀大幅上升并将高位运行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。
中期来看，食品供给不足的状况明年将逐步改善，经济增长、货币量和大宗商品价格从根本上不支持通胀长时间大幅上升。
经济下行、通胀上升，让人们担心“类滞胀”出现。
典型的“滞胀”指的是经济停滞甚至负增长、高失业、高通胀的宏观环境，例如1970年代石油危机冲击下的美国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现金是相对来说最好的资产，大宗商品其次，债市和股市表现都不好，尤其是股市。
但是“滞胀”很罕见，相对常见的是“类滞胀”，即经济增速下降、通胀上升。
但是在中国，本世纪以来，明显的“类滞胀”也不常见，仅有的两次是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1季度，和2010年2季度到2011年上半年。
这两次“类滞胀”之前，经济和通胀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上行，之后又共同经历较长时间的下行。
所以历史上出现“类滞胀”时，市场会担心之后的经济基本面下行。
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处于长期下行趋势，2013年和2015年通胀短期内上升且幅度不大，“类滞胀”现象并不明显。
这一次通胀幅度可能较大，但实际经济增速相对平稳或小幅下降，“类滞胀”程度较小。
所以，这一次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通胀的影响，而非担忧“类滞胀”。
当前的物价环境的特殊之处在于，无法简单定义是通胀还是通缩。
历史上，居民消费物价CPI和工业品价格PPI的方向在大多数时候是一致的。
而这一次，二者是相反的。
CPI同比持续上升，9月达到3%，也就是通胀；PPI同比仍处于2017年以来的下行过程中，并且最近三个月低于0，也就是通缩。
代表综合通胀的指标——GDP平减指数同比在三季度相比二季度是小幅下降的，但这个指标频率较低，如果用CPI和PPI合成综合通胀指标来看，9月份是上升的。
未来随着CPI通胀压力上升、PPI通缩压力阶段性减弱，综合通胀水平可能是上升的。
PPI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构成，生产资料的权重大，波动也大，因此PPI变化被生产资料主导，并且PPI的波动比CPI大得多。
实体经济的总需求不足导致工业品价格通缩，PPI同比已经连续三个月处于负值区间并不断下降。
历史上通胀高企时，货币政策往往是收紧的，但那些时候经济也是过热的。
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，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。
2015年经济大幅下行，猪肉价格上升，市场一度担心货币政策会因此收紧，国债收益率也一度回升。
2015年8月初央行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写到，“... 物价涨幅总体仍有条件保持低位运行。
货币政策并不针对个别商品价格变化进行调整，而主要是观察物价的总体水平”。
直到2016年，猪肉进一步带动食品价格大幅上升，并且原油价格也大幅回升，共同导致CPI超过2%，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开始企稳回升，货币政策才没有继续放松。
当前是需求弱、经济下行、PPI通缩，CPI通胀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，非食品价格下行。
但CPI通胀未来进一步上升，会限制货币政策的放松。
明年某个时候CPI通胀压力解除之后，如果经济仍然有下行压力，那么货币政策还会进一步放松。
从历史来看，通胀上升的环境总的来说对债市相比股市更为不利。
对于股市来说，通胀上升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影响，而是通过可能的货币政策收紧、长期利率上升来影响估值。
而观察历史上通胀显著上升的时期，股市未必表现不好，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状况。
所以本轮通胀上升环境下，PPI和名义经济增速的阶段性回升反而可能短期利好于股市。
归根结底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，受到货币供给（即货币政策）和融资需求（即名义经济增长）的综合影响。
未来一段时期，实际经济增速基本稳定或小幅下降，如果综合通胀水平上升明显的话，名义经济增速可能阶段性地回升，这将推升长期利率。
受到通胀上升、货币政策未进一步放松、短期利率抬升的限制，长期利率短期内向下空间不大。